主席，
本人此次同黃毓民、梁國雄、陳淑莊、梁家傑一同辭職，是以「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作為請辭的理念。本人是次請辭是因為不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依然存在。本人是次請辭是不滿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而問題至今未獲改善。辭職是希望可以為停滯不前的民主制度帶來更大的改變，辭職是希望可以促進新的思維，推動香港民主政制邁步向前。「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我們絕不能目睹港人的權益被踐踏，而不採取行動。 平等民主的理念，其實早已被多位偉大的政治家所認同。由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杰斐遜等著名的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草擬的美國獨立宣言便提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由此可見，只有由被統治者選出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若政府不能保障此等權利，人民便有權更換政府、廢除政府。 在太平洋的另一彼岸，我們所敬仰的國父孫中山亦指出，選舉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孫中山民權理念中，人民擁有的4種權利，便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及複決權，只有人民擁有此4個權利，政府及人民的力量才可互相制衡，所以他說「用人民的4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5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此外，他更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爭取民主的主要目的，便是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 一個平等、一人一票產生政府及議會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現在存在的眾多制度中最佳的制度，而普遍及平等的民主制度更能自我完善，自我醫治。一人一票的真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殖民地獲得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亦建立了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但同樣曾是殖民地現時每年人均所得高達3萬美元的香港，真正的民主仍是遙不可及。基層市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慘遭破壞，我們怎能不為此感到憤怒。 從政四分一世紀以來，本人眼見政策制訂的傾斜，資源的浪費，人權被踐踏，個人尊嚴被侵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急劇惡化，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06年的0.533，月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由2001年的25萬戶急增至2009年的30萬戶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更達120萬。在自己接觸的街坊之中，不少居民長期生活在絕望中，部分居民更因抵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面對此等景，本人經常徹夜難眠。在不公義的情下，一個又一個無助及無辜的善良市民被迫跌進無底的深淵。 儘管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愈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是原地踏步，本人曾參與推動八八直選，更是190方案的簽署人。在1990年，更因為反對《基本法》的雙查方案，在立法會門口絕食50小時，為爭取盡快實現普選負責而組織的遊行、請願、簽名運動等等更不計其數，但在封建閉塞的制度下，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及呼喚仍然慘遭漠視。本人曾經用各種理性的方法試圖游說官員及各黨派，游說他們接受真正的民主，但最後均是徒勞無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本應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希望，因為基本法給予民主發展一定的空間，香港原本可以以循序漸進的形式推進及逐步建立平均的民主制度，但最終卻基於制度的偏頗，政制的改革一再拖延。回歸12年至今，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真普選之日仍然是遙遙無期。 面對灰暗的民主發展前景，我們不可以繼續啞忍，更不可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接受現實就等同自尋死路，等同眼見數以百萬計市民面對苦楚而不施援手，眼見弱勢社群被欺壓而不發聲，眼見制度的傾斜而不表示異議。魯迅曾說﹕「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慘被欺壓的香港市民不應再沉默，否則便會被沉默吞噬。 為了讓市民清楚地就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表態，讓當權者清楚知道市民的民主訴求，我和另外4位議員，將會以新思維、新策略、新方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 我們是基於民主運動的新思維，而辭任議員職位，令5區變相公投得以落實。過去多年來，民主運動均限於四部曲：即請願、簽名、遊行、示威。雖然該四部曲能動員群眾為民主的訴求發聲，但這些運動均是短暫的，參與運動的人數更慘被低估，從而令該等運動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慘被淡化。有鑑於此，近年社民連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令香港市民醒覺現時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不公義，而5區變相公投得以實現便是議會內外抗爭的最佳例子。 5區總辭可以創造出5區補選的局面，泛民的候選人便可以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包括2012年落實雙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因而令變相公投得以落實。市民便可以透過投票給泛民的候選人，清晰無誤地表達他們對雙普選的訴求。泛民候選人的票數，將會成為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沒有人能透過各種手段淡化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 5區變相公投亦體現了新民主運動的嶄新策略。我們透過群眾組織動員推動民主。我們會以一會四部五區為推動5區變相公投的骨幹，組織市民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一會即聯合選舉委員會，成員由社會民主連線及公民黨的主要成員組織，主要負責制訂選舉策略。四部則包括四部即就選舉事務提供行政支援的4個部門，包括秘書部、宣傳部、財政部及對外事務部。而五區是指5個立法會選區，即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該5個選區中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的代理人為正召集人，而另一黨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然而，一會四部五區仍然需要地區人士及青年人的參與，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我們將會按照區議會選區劃分405個小組，由當區區議員、地區發展者、地區核心成員招募有意推動5區變相公投一萬名義工，共同策劃及制定合乎地區情的宣傳及推廣策略。我們更會成立2012青年團，青年團主要由16至30歲的青年組成，並按照情分成不同小組，小組可以按照地區、地域、工作性質、功能或成員的個別興趣而成立，負責向全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藉此加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增加他們的政治閱歷，令他們可為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接棒。 5區變相公投運動更會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創新方向。過去的民主運動，均是爭取落實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由直選議員代市民發聲及監察政府施政。在5區變相公投運動，補選不單是一個選擇代議士的選舉，更是讓市民共同參與，決定香港民主的路向。過去多年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可以透過5區變相公投，直接地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形式，透過手上神聖的選票作出清晰的表態。5區變相公投運動，將會令市民認識到直接民主的可貴，直接民主便可深入民心，成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終極目標及新方向。 總結在回歸之前，香港人被視為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回歸後，香港人在不民主的畸型政治制度下，卻淪為倪匡所說的三等公民，因為一等公民是擁有特首投票權、功能組別投票權及地區直選議員投票權的公民，但一般市民卻只能有權就直選立法會議員投票。 既然我們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更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應對欺壓及剝削啞忍。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民站起來，現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應該站起來，不應再依賴不民主選舉的政府或中央的施捨，而應把握這次5區變相公投的寶貴機會，將自己的前途以至下一代的政治權利，緊握在自己的手裏，運用寶貴的一票，清清楚楚地向極權說不，向雙普選說得。香港人爭取普選已經超過20年，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等待，孫中山曾說：「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今日便是香港人用手上神聖的一票共同起義之時。 最後，主席我希望能引述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同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朋友，特別是4位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的同事共勉。為了推動香港民主，我們個人小小的犧牲，
是在所不惜：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陳淑莊發言全文
主席，
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梁家傑辭職發言全文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原定今日在立法會發表辭職聲明，但因建制派議員離席，令會議流會，未能宣讀聲明。
以下為梁家傑發言的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一月二十九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修，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及要求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著我和另外四外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權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料。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十五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況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逼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三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劉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五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要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要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以下為梁家傑發言的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一月二十九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修，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及要求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著我和另外四外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權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料。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十五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況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逼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三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劉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五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要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要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黃毓民辭職演辭全文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原訂今日在立法會發表辭職聲明，但因建制派議員離席，令會議流會，未能宣讀聲明。
以下為黃毓民發言的全文：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 黃毓民議員就議事規則第28(A)條作出的個人解釋
一、
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己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五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構陷羅織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五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
溫家寶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衷，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
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五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那些是應改變，那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著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
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裡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著失敗被打到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著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裡大部份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2010年1月27日
以下為黃毓民發言的全文：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 黃毓民議員就議事規則第28(A)條作出的個人解釋
一、
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己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五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構陷羅織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五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
溫家寶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衷，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
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五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那些是應改變，那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著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
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裡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著失敗被打到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著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裡大部份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2010年1月27日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
馬場起2
不要三三四四.
決定馬場起2.
奪首而回.
網友可聽聽以下之[地球人訪問卡洛斯]
http://www.hkgreenradio.org/home/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280&Itemid=18
決定馬場起2.
奪首而回.
網友可聽聽以下之[地球人訪問卡洛斯]
http://www.hkgreenradio.org/home/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280&Itemid=18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劉曉波法庭上最後陳述全文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併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併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2010年1月16日星期六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終審法院李國能致辭全文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今日在二○一○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譯文）：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人員，熱列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衷心感謝在座各位出席支持。本人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實感榮幸；這是我上任以來第十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典禮上致辭。
今年承蒙多位貴賓光臨，倍感榮幸。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萬鄂湘副院長；全國政協張福森常務委員；馬來西亞Zaki Azmi首席法官；新南威爾士Spigelman首席法官及來自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他們行將出席在香港舉行的商業訴訟研討會；以及來自內地、澳門、台灣、法國、韓國及菲律賓的法律界領袖。我向他們表示熱烈歡迎，並感謝他們出席典禮。
司法獨立
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新憲制秩序下回歸中國，至今已超過12年。在此期間，各方面已廣泛認同和接受司法獨立對香港是極其重要。憲制上，對司法獨立的保證已全面落實。此外，與司法獨立相符的慣例及做法亦已形成。
司法任命過程絕不應政治化，這一點對司法獨立，至為重要。在我們的司法管轄區，司法任命過程從不政治化，我深信日後亦會如此。立法會在同意最高級別司法人員任命的過程中，亦當如是。
我樂見立法會就考慮同意司法任命的事情上，已採納既定程序，確保其在履行職責時，過程不會政治化。我有信心，將來立法會在考慮同意司法任命的事宜時，必定會一如以往，不會讓過程政治化。
司法機關的角色
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有各自的憲制安排，分配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的權力，以及三者的相互關係。每一司法管轄區的安排，均反映本身的歷史背景及本身的情況。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安排，對另一管轄區而言，未必適合。
對香港而言，一個獨立司法機關所擔當的角色，須予以重申及強調，並為各界清晰理解，這是很重要的。在香港的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互相制衡。在憲制上，獨立的司法機關肩負重要任務，確保行政、立法機關的運作完全符合《基本法》和法律的規定，以及確保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這些基本權利和自由正是香港制度的精義所在。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們必須遵守法律，所有政府機關及全部公職人員均須如此。司法機關不單要不偏不倚，還要讓人得見我們行事是不偏不倚的。法官審理糾紛，不論是市民之間，或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糾紛，均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作出裁決。
在處理涉及行政或立法機關的案件時，法官既不採取對抗態度，亦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的職責是執行司法工作，無懼無偏。若行政或立法機關勝訴，這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偏袒。同樣，若判行政或立法機關敗訴，也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對抗。無論判決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憲法職能，公平公正地審理案件。
司法覆核
自1997年以來，法律環境的其中一項重要發展，無疑是司法覆核案件的增加。撇除居港權案件，2001年共有116宗司法覆核申請，至2005年已升至 149宗。過去數年，司法覆核申請的數目介乎2006年的132宗至2008年的147宗。2009年，入稟的司法覆核申請共有144宗。
這個現象在許多普通法適用地區亦屬常見。我在此之前已公開表明，引致香港社會出現這個現象的因素包括：隨著社會日趨複雜，法例的制定也日見繁多；還有是《人權法案》及《基本法》的制定；此外，社會各界對公民權利的意識亦日漸提高。我亦早已表明，法庭在司法覆核程序的職能，僅是釐定合法性的界限。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只能經由政治過程，而非通過法律程序去謀求解決辦法。
過去兩年的數字值得我們探討。2008年入稟的司法覆核申請有147宗。除卻其後撤回及截至年底尚未判決的申請，已處理的個案共有130宗；其中66宗獲法庭給予許可以進行覆核，其餘64宗（即49%）則被拒絕給予許可。2009年的情況與此相去不遠。在已處理的119宗司法覆核申請當中，63宗獲給予許可以進行覆核，而被法庭拒絕給予許可的有56宗（即47 %）。
由此可見，過去兩年有很多司法覆核申請，早在法律程序最初的「申請許可階段」即被拒絕，原因是該等申請未能符合由終審法院於2007年11月所設定「合理爭辯的申索」的門檻。這些數字也許值得社會各界思考。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在過去12年一直運作暢順。法院現時每年聆訊約40宗上訴，以及處理約150宗上訴許可申請，其中約有50-60%的申請是根據文件處理，而毋須進行聆訊的。
終審法院合議庭由五位法官組成，包括一位海外的非常任法官，這做法一向運作良好，這些海外的非常任法官是澳洲、新西蘭及英國的著名法官。當然，來自海外的法官深明，參與終審法院的聆訊時，他們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履行香港法官的職責，亦僅限於香港法官的職責。今天，前澳洲首席法官梅師賢爵士，以我們司法體系一員的身份，一同在台上參與典禮，我實感高興。梅師賢爵士對終審法院，實在貢獻良多。
相對來說，終審法院仍是一個比較新的終審法院，還需進一步累積經驗，但終審法院在法理方面的論述，已日漸廣為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援引。我敢說，終審法院在建立其地位的過程上，已取得良好進展。
終審法院遷往立法會現址的策劃工作已經展開，至於修建工程，則須待立法會遷出方可進行。預計終審法院可於2014年左右搬遷，相信這會是法院的永久院址。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周詳籌劃，讓大樓設施完備，使香港市民以此?榮。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法官
我們約有180位法官，他們秉持司法機構的理念，同儕共事。過去12年，我們羅致法律界優秀人材，出任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及原訟法庭法官。我喜見有更多法律界優秀人材出任較高級別法院法官，而且已成趨勢。同時，我亦樂見司法機構也不乏優秀人材，他們具備潛質可升任較高級別法院的法官。
然而，法官無論在司法機構身居何職，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對秉行公正，都各有重要貢獻，不可或缺。此外，司法機構政務處支援人員的工作亦屬重要，對他們的表現，我深表認同。
法官深明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抱有殷切的期望。法官在行為上應當嚴守至高標準，這點極為重要。我樂見司法機構已為此訂下法官行為指引，並施行適當機制，處理關於法官行為的投訴。
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交流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法官對兩地制度，以及彼此的差異都應相互了解，這一點當然重要。過去12年，我們一直致力舉辦會議、互訪及研討課程等活動，促進彼此交流。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國兩制」下中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我們透過同類交流活動，與其他主要的普通法適用地區繼續維持聯繫，亦同樣重要。
法律專業
稱職而獨立的法律專業，對香港社會至為重要，對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更是不可缺少。業內競爭日趨激烈，維持高效率固屬必需，但法律執業始終不能僅視為商業活動。法律專業是一門崇高的職業，執業者必須維持高專業道德操守，並以服務社會為理想。所有律師都應為其專業及社會，並為推動需求殷切的義務法律服務，作出貢獻。
律師在較高級別法院出庭發言權的問題，討論已久，現終能在有關各方支持下，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所需的法例快將制定，並將於今年稍後施行。屆時，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亦會成立，將由一位法官出任主席。我有信心，委員會定能確保日後有更多出庭代訟人可供選擇，同時，庭上訟辯的高水平亦得以維持。
賦予律師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一事，早於十多年前由香港律師會首先提出，雖然最近才有定論，但最終能達成凝聚共識的解決方案，討論經年，亦有所值。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調解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大型的改革工作。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領導，及其他法官和支援人員協助下，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於2009年4月順利實施。然而，要完全穩固改革後的制度，仍需要一段時間。積極的案件管理是改革的重點。假以時日，這將改變我們的訴訟文化，從而提高成本效益，並確保案件得以迅速處理。另一特點是由法庭藉鼓勵爭議各方採用調解來解決糾紛。有關的實務指示已於1月1日生效。通過調解而圓滿解決糾紛的個案，預期會顯著增加。至於改革後制度的運作，現正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委員會監察有關情況。
尋求公道
踏入廿一世紀一○年代，本港司法制度面對的重大挑戰是，如何使人人均可向法院尋求公道。富有的人和大公司或能負擔訟費，低收入人士也符合申領法律援助的資格，但社會上大部份人，包括中小企業，卻難以負擔訴訟所招致的法律費用。
為保持中立公正，司法機構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只能就程序事宜給予協助，並不能提供法律意見。要紓緩有關情況，不能一蹴即就，我們要採取簡化程序、提供義務法律服務及採用調解等措施，多管齊下。
公共資源無疑有限。要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其中一個方法是為市民提供機會，好讓他們在糾紛最初階段獲得法律意見，從而使糾紛得以避免或迅速解決。要確保人人均可向法院尋求公道，當中會涉及種種挑戰，法律界人士均應責無旁貸，致力面對挑戰，並為此作出貢獻。
結語
我於八月底才離任，所以不在此跟各位道別，還是留待七月我在終審法院的儀式時，才與各位話別。
今天，我只想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回歸中國，在新憲制下，我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有機會在這新時代出一分力，是我一生的最高榮譽。
最後，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人員，祝願各位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多謝各位！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人員，熱列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衷心感謝在座各位出席支持。本人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實感榮幸；這是我上任以來第十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典禮上致辭。
今年承蒙多位貴賓光臨，倍感榮幸。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萬鄂湘副院長；全國政協張福森常務委員；馬來西亞Zaki Azmi首席法官；新南威爾士Spigelman首席法官及來自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他們行將出席在香港舉行的商業訴訟研討會；以及來自內地、澳門、台灣、法國、韓國及菲律賓的法律界領袖。我向他們表示熱烈歡迎，並感謝他們出席典禮。
司法獨立
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新憲制秩序下回歸中國，至今已超過12年。在此期間，各方面已廣泛認同和接受司法獨立對香港是極其重要。憲制上，對司法獨立的保證已全面落實。此外，與司法獨立相符的慣例及做法亦已形成。
司法任命過程絕不應政治化，這一點對司法獨立，至為重要。在我們的司法管轄區，司法任命過程從不政治化，我深信日後亦會如此。立法會在同意最高級別司法人員任命的過程中，亦當如是。
我樂見立法會就考慮同意司法任命的事情上，已採納既定程序，確保其在履行職責時，過程不會政治化。我有信心，將來立法會在考慮同意司法任命的事宜時，必定會一如以往，不會讓過程政治化。
司法機關的角色
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有各自的憲制安排，分配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的權力，以及三者的相互關係。每一司法管轄區的安排，均反映本身的歷史背景及本身的情況。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安排，對另一管轄區而言，未必適合。
對香港而言，一個獨立司法機關所擔當的角色，須予以重申及強調，並為各界清晰理解，這是很重要的。在香港的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互相制衡。在憲制上，獨立的司法機關肩負重要任務，確保行政、立法機關的運作完全符合《基本法》和法律的規定，以及確保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這些基本權利和自由正是香港制度的精義所在。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們必須遵守法律，所有政府機關及全部公職人員均須如此。司法機關不單要不偏不倚，還要讓人得見我們行事是不偏不倚的。法官審理糾紛，不論是市民之間，或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糾紛，均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作出裁決。
在處理涉及行政或立法機關的案件時，法官既不採取對抗態度，亦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的職責是執行司法工作，無懼無偏。若行政或立法機關勝訴，這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偏袒。同樣，若判行政或立法機關敗訴，也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對抗。無論判決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憲法職能，公平公正地審理案件。
司法覆核
自1997年以來，法律環境的其中一項重要發展，無疑是司法覆核案件的增加。撇除居港權案件，2001年共有116宗司法覆核申請，至2005年已升至 149宗。過去數年，司法覆核申請的數目介乎2006年的132宗至2008年的147宗。2009年，入稟的司法覆核申請共有144宗。
這個現象在許多普通法適用地區亦屬常見。我在此之前已公開表明，引致香港社會出現這個現象的因素包括：隨著社會日趨複雜，法例的制定也日見繁多；還有是《人權法案》及《基本法》的制定；此外，社會各界對公民權利的意識亦日漸提高。我亦早已表明，法庭在司法覆核程序的職能，僅是釐定合法性的界限。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只能經由政治過程，而非通過法律程序去謀求解決辦法。
過去兩年的數字值得我們探討。2008年入稟的司法覆核申請有147宗。除卻其後撤回及截至年底尚未判決的申請，已處理的個案共有130宗；其中66宗獲法庭給予許可以進行覆核，其餘64宗（即49%）則被拒絕給予許可。2009年的情況與此相去不遠。在已處理的119宗司法覆核申請當中，63宗獲給予許可以進行覆核，而被法庭拒絕給予許可的有56宗（即47 %）。
由此可見，過去兩年有很多司法覆核申請，早在法律程序最初的「申請許可階段」即被拒絕，原因是該等申請未能符合由終審法院於2007年11月所設定「合理爭辯的申索」的門檻。這些數字也許值得社會各界思考。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在過去12年一直運作暢順。法院現時每年聆訊約40宗上訴，以及處理約150宗上訴許可申請，其中約有50-60%的申請是根據文件處理，而毋須進行聆訊的。
終審法院合議庭由五位法官組成，包括一位海外的非常任法官，這做法一向運作良好，這些海外的非常任法官是澳洲、新西蘭及英國的著名法官。當然，來自海外的法官深明，參與終審法院的聆訊時，他們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履行香港法官的職責，亦僅限於香港法官的職責。今天，前澳洲首席法官梅師賢爵士，以我們司法體系一員的身份，一同在台上參與典禮，我實感高興。梅師賢爵士對終審法院，實在貢獻良多。
相對來說，終審法院仍是一個比較新的終審法院，還需進一步累積經驗，但終審法院在法理方面的論述，已日漸廣為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援引。我敢說，終審法院在建立其地位的過程上，已取得良好進展。
終審法院遷往立法會現址的策劃工作已經展開，至於修建工程，則須待立法會遷出方可進行。預計終審法院可於2014年左右搬遷，相信這會是法院的永久院址。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周詳籌劃，讓大樓設施完備，使香港市民以此?榮。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法官
我們約有180位法官，他們秉持司法機構的理念，同儕共事。過去12年，我們羅致法律界優秀人材，出任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及原訟法庭法官。我喜見有更多法律界優秀人材出任較高級別法院法官，而且已成趨勢。同時，我亦樂見司法機構也不乏優秀人材，他們具備潛質可升任較高級別法院的法官。
然而，法官無論在司法機構身居何職，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對秉行公正，都各有重要貢獻，不可或缺。此外，司法機構政務處支援人員的工作亦屬重要，對他們的表現，我深表認同。
法官深明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抱有殷切的期望。法官在行為上應當嚴守至高標準，這點極為重要。我樂見司法機構已為此訂下法官行為指引，並施行適當機制，處理關於法官行為的投訴。
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交流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法官對兩地制度，以及彼此的差異都應相互了解，這一點當然重要。過去12年，我們一直致力舉辦會議、互訪及研討課程等活動，促進彼此交流。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國兩制」下中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我們透過同類交流活動，與其他主要的普通法適用地區繼續維持聯繫，亦同樣重要。
法律專業
稱職而獨立的法律專業，對香港社會至為重要，對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更是不可缺少。業內競爭日趨激烈，維持高效率固屬必需，但法律執業始終不能僅視為商業活動。法律專業是一門崇高的職業，執業者必須維持高專業道德操守，並以服務社會為理想。所有律師都應為其專業及社會，並為推動需求殷切的義務法律服務，作出貢獻。
律師在較高級別法院出庭發言權的問題，討論已久，現終能在有關各方支持下，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所需的法例快將制定，並將於今年稍後施行。屆時，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亦會成立，將由一位法官出任主席。我有信心，委員會定能確保日後有更多出庭代訟人可供選擇，同時，庭上訟辯的高水平亦得以維持。
賦予律師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一事，早於十多年前由香港律師會首先提出，雖然最近才有定論，但最終能達成凝聚共識的解決方案，討論經年，亦有所值。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調解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大型的改革工作。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領導，及其他法官和支援人員協助下，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於2009年4月順利實施。然而，要完全穩固改革後的制度，仍需要一段時間。積極的案件管理是改革的重點。假以時日，這將改變我們的訴訟文化，從而提高成本效益，並確保案件得以迅速處理。另一特點是由法庭藉鼓勵爭議各方採用調解來解決糾紛。有關的實務指示已於1月1日生效。通過調解而圓滿解決糾紛的個案，預期會顯著增加。至於改革後制度的運作，現正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委員會監察有關情況。
尋求公道
踏入廿一世紀一○年代，本港司法制度面對的重大挑戰是，如何使人人均可向法院尋求公道。富有的人和大公司或能負擔訟費，低收入人士也符合申領法律援助的資格，但社會上大部份人，包括中小企業，卻難以負擔訴訟所招致的法律費用。
為保持中立公正，司法機構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只能就程序事宜給予協助，並不能提供法律意見。要紓緩有關情況，不能一蹴即就，我們要採取簡化程序、提供義務法律服務及採用調解等措施，多管齊下。
公共資源無疑有限。要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其中一個方法是為市民提供機會，好讓他們在糾紛最初階段獲得法律意見，從而使糾紛得以避免或迅速解決。要確保人人均可向法院尋求公道，當中會涉及種種挑戰，法律界人士均應責無旁貸，致力面對挑戰，並為此作出貢獻。
結語
我於八月底才離任，所以不在此跟各位道別，還是留待七月我在終審法院的儀式時，才與各位話別。
今天，我只想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回歸中國，在新憲制下，我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有機會在這新時代出一分力，是我一生的最高榮譽。
最後，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人員，祝願各位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多謝各位！
2010年1月3日星期日
2010年1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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