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艾未未「摘星」 下一站劉曉波
【明報專訊】設計北京「鳥巢」體育館的內地維權藝術家艾未未，近期被內地列為重點監視對象，更一度與外界失去聯繫；不過，兩周前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成功向國際天文學會申請將小行星83598命名為「艾未未星」。雖然楊光宇強調「獻星」是要表揚艾未未的藝術成就，而非維權方面的貢獻，但他同時透露，計劃將另一顆星獻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但前提是要得到國際天文學會批准。
強調藝術成就 無關政治
「是嗎？這個有意思！」身在內地的艾未未，對於有一顆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覺得很興奮﹕「這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情。」他還開玩笑說，覺得自己能夠在不同的地方「照耀」世界，十分開心，並讚賞楊光宇對於天文學的執著，「能夠去看這個星球（地球）之外的事情，是一件很高尚的舉動」。他又說，很想知道這顆「艾未未星」的方位，自己有一天也看一看。
楊光宇說，今次申請將小行星83598以艾未未命名，「純因他設計北京鳥巢值得表揚，與政治無關」，又指自己過去命名的44顆星包括本地名導徐克、電影攝影師及藝術指導鮑德熹等，他們同樣在藝術領域表現出色。
艾未未興奮﹕很想知這星方位
根據國際天文學會有關「艾未未星」的資料，楊光宇是在2001年9月25日透過美國私人天文台「沙漠之鷹」發現小行星83598。讚文描述，艾未未是一名中國藝術家和建築師，最著名的作品是俗稱鳥巢的北京國家體育館，申請獲國際天文學會批准，令星空增添一顆「艾未未星」。
楊光宇透露，數年前曾與各國天文學愛好者申請以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命名一顆小行星，「對女人而言，家庭永遠是最重要，但昂山素姬即使面對遠在倫敦的丈夫病危，甘願留在國家繼續革命運動，令我十分敬佩她」，最終國際天文學會卻以昂山素姬是政治人物為由拒絕申請。
「劉曉波星」申請料被拒 「他值得獲星」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和家人均被內地禁止前往挪威領獎，諾貝爾獎委員會特意在頒獎禮上為他預留一張空，引起全球討論。楊光宇表示，現時中國貪污情嚴重，「劉曉波因爭取中國民主化而被判入獄，而非為個人宣傳，令人尊敬」。他表示，計劃將手上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劉曉波星」，儘管預計會與昂山素姬的申請一樣被拒，但仍會嘗試闖關，「無理由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不值得獲一顆星表揚他們對人類的貢獻」。
「是嗎？這個有意思！」身在內地的艾未未，對於有一顆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覺得很興奮﹕「這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情。」他還開玩笑說，覺得自己能夠在不同的地方「照耀」世界，十分開心，並讚賞楊光宇對於天文學的執著，「能夠去看這個星球（地球）之外的事情，是一件很高尚的舉動」。他又說，很想知道這顆「艾未未星」的方位，自己有一天也看一看。
楊光宇說，今次申請將小行星83598以艾未未命名，「純因他設計北京鳥巢值得表揚，與政治無關」，又指自己過去命名的44顆星包括本地名導徐克、電影攝影師及藝術指導鮑德熹等，他們同樣在藝術領域表現出色。
艾未未興奮﹕很想知這星方位
根據國際天文學會有關「艾未未星」的資料，楊光宇是在2001年9月25日透過美國私人天文台「沙漠之鷹」發現小行星83598。讚文描述，艾未未是一名中國藝術家和建築師，最著名的作品是俗稱鳥巢的北京國家體育館，申請獲國際天文學會批准，令星空增添一顆「艾未未星」。
楊光宇透露，數年前曾與各國天文學愛好者申請以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命名一顆小行星，「對女人而言，家庭永遠是最重要，但昂山素姬即使面對遠在倫敦的丈夫病危，甘願留在國家繼續革命運動，令我十分敬佩她」，最終國際天文學會卻以昂山素姬是政治人物為由拒絕申請。
「劉曉波星」申請料被拒 「他值得獲星」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和家人均被內地禁止前往挪威領獎，諾貝爾獎委員會特意在頒獎禮上為他預留一張空，引起全球討論。楊光宇表示，現時中國貪污情嚴重，「劉曉波因爭取中國民主化而被判入獄，而非為個人宣傳，令人尊敬」。他表示，計劃將手上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劉曉波星」，儘管預計會與昂山素姬的申請一樣被拒，但仍會嘗試闖關，「無理由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不值得獲一顆星表揚他們對人類的貢獻」。
2010年12月19日星期日
2010年12月10日星期五
劉曉波的最後陳述全文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失去自由表達權
對中國都是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警察法官非敵人
盼能以愛化解恨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隔十年再被關押
親睹管理人性化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獲妻子無私的愛
廿年最幸運經歷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失去自由表達權
對中國都是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警察法官非敵人
盼能以愛化解恨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隔十年再被關押
親睹管理人性化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獲妻子無私的愛
廿年最幸運經歷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2010年12月8日星期三
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
裁決了
**一篇數年前的文章.源自快周刊**
如果你有門家族生意，經營四十年了，早已成為全港最大，可能你會一味死守，因為「創業難，守業更難」。泰興光學（0389）行政總裁馬烈堅可不這麼想。
大學時代，聽從父親勸戒，他放棄自己的興趣電機工程，轉修工商管理；畢業之後，回到家族生意，他由低做起，文員、倉務、推銷瓣瓣試勻；一切一切，就是為了將祖業發揚光大，由做ＯＥＭ︵原件製造︶加工，變成兼營分銷、零售；由全港最大，變成全球最大。
結果，透過不斷收購擴張版圖，泰興光學今天已經蜚聲國際，每年生產一千五百萬副眼鏡，做十二億元生意，市值三十四億元；叫人知道，眼鏡業不再是石器時代的工業，小小的眼鏡，亦能成就宏大的事業。
泰興光學行業雖老，公司歷史雖老，但形象卻一點不老。位於九龍灣的辦公室，開揚闊落，到處擺滿Vivienne Westwood、Aigner、S.T. Dupont等新款眼鏡，「潮」如街上的眼鏡店。
原以為話事人馬烈堅定必是個「人肉陳列室」，豈料他只戴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金絲眼鏡，「我唔太鍾意時常換款，搵到一款舒服，就會戴到爛為止。」然後不經意地大賣廣告：「或者是公司造眼鏡造得好啦，有時同事都講笑話，眼鏡造得太襟太好，公司咪賺少 反而我太太就收集好多，公司出新，都會送個樣辦俾佢，叫佢俾意見。」
選擇眼鏡，馬烈堅喜歡平實、普通；但做生意，他卻野心勃勃，希望去得更高更遠，而收購就是他擴大版圖的工具。「眼鏡呢個行頭好細，真正做到跨國生意，暫時未有好多，不過如果唔可以快人一步，好快就會有人加入，所以我需要發展得好快，收購就係一條捷徑。」
靠收購發圍
去年十二月，泰興光學與私人基金Golden Gate合作，以比自家市值更高的價錢，一擲三十五億元，鯨吞美國第二大眼鏡連鎖店EyeCare Centres of America（ECCA），震動業界。但原來之前的收購目標更猛更勁，是全北美洲第二大眼鏡零售商Cole，涉資六十億元，只是最後鎩羽而回罷了。
為何鎖定北美？「以前眼鏡舖，都係由視光師或眼科醫生開設；依家連鎖式經營已經成行成市。香港，連鎖店佔一半市場，歐洲部分地方更佔六成，而北美就只係得四成三，所以我選擇北美，覺得將會升到六成水平。」
好端端的一個眼鏡生產商，突然跑去做零售，似乎有點冒險，馬烈堅卻另有盤算：「ＯＥＭ正受內地工廠的壓力，佢價錢壓到好低好低，如果我唔做零售，客路將會愈來愈少，最後就被淘汰。」
其實，泰興光學並非首次涉足零售市場，早於十年之前，已以「美式眼鏡」之名，進駐上海。「上海嘗試係成功，所以我覺得可以用於其他城市。」
產而優則銷
「雖然未來主力發展零售業務，不過，我唔會放棄我『根』！」馬烈堅說得斬釘截鐵。所謂「根」，即是由馬烈堅父親馬寶基「種」下的生產業務。
泰興光學的前身是寶光眼鏡廠，六零年由馬寶基創辦，專門生產眼鏡膠框，全部人手製造，只得十二個員工。
工廠規模細，生意只夠餬口，直至七五年，寶光得到美國客戶的金屬鏡架電鍍加工訂單，發展於是平步青雲，公司易名泰興光學。「當年我係全港首間直接將眼鏡出口到海外公司！八一年時候，生產線搬到潮州，工廠已有四、五百人，香港則有二、三百員工。九三年更加成為第一間香港上市眼鏡公司，三年後市值已達十億元！」一輪嘴數出威水史，馬烈堅笑意愈濃。
上了市，水源充足，馬烈堅便思擴張，除了回到上海由零開始發展零售業務，九六年更收購德國眼鏡分銷公司MonOptic GmbH Brillen，取得名牌Aigner的分銷專利。這一役，令馬烈堅學懂品牌的分銷網絡、營業系統、產品開發等管理知識，更明白到，分銷最緊要貨量大，於是繼續密密手收購，買下意大利五大眼鏡分銷商Filos S.p.A.及德國主要眼鏡分銷商NiGuRa，從而成為多個著名品牌包括Vivienne Westwood、Kappa及露華濃等的供應商。
修身才治國
泰興光學踩油發力不斷擴充，都是馬烈堅大學畢業加入家族生意之後的事，壓力自然有如千斤重。「最初抱住學心態，處理落單、倉務等，好輕鬆！跟住公司業務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大，就覺得個天好似要跌落咁。好似九三年籌備上市，為本招股書，真係無覺好。最近一兩年，公司邁向國際，又好擔心。」
現時集團共有員工六千，完成ECCA的收購後，更增至一萬，其中四千不是華人。另一片天空，當有另一套管理手段，馬烈堅卻不以為然：「其實一都唔難，我由生產做到分銷再到零售，公司文化一直都係簡單直接。大家好似一家人，有乜都講晒出。好耐之前我已經用電郵互通消息，發表意見啦，同事仲會直接向我提出意見添！」
「管理一間公司，最重要是骨幹，責任唔係落我一個人身上。」而他的終極目標，就是將家族經營的生意，變成專業管理的企業，「無可否認，發展初期，家庭無條件付出係好重要，但依家業務咁多元化，就無可能再由一個家族獨力支撐。起碼財務唔再由姓馬管理，才顯得公司更有企業風範。」似乎，對於「家族生意」，他最是介懷「一家親」的形象。
幸好，他繃緊的神經，回到家裏便會紓解，「我覺得家庭生活可以平衡情緒，加上再做運動及游水，就可調節生理及心理。所以如果不用公幹，我一定會準時返屋企食飯，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10萬億熱錢留港謀襲京
【蘋果報訊】內地近日不斷有傳媒指香港或成為炒家進入內地的跳板，進行人民幣套滙及套利活動，央視節目《經濟半小時》引述中銀經濟師黃少明估計，留港熱錢不止 6400億元，「今年突破十萬億元可能性非常大」，暗示熱錢隨時伺機衝擊人民幣市場。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即時回應，強調沒有金融機構或對冲基金借貿易渠道炒賣人民幣。 記者：莫劍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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